近日，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強推設立“國家情報局”。記者 劉文璋攝
中評社北京7月27日電／日本高市早苗政府7月24日正式決定設立“國家情報局”并計劃於31日召開首次“國家情報會議”。這是日本二戰後情報體制的重大變化，其意在整合和強化情報力量，實質上卻是在打造服務於軍事擴張的“新戰前情報體系”，暴露出日本右翼勢力日益膨脹的軍國主義野心。高市政府無視國際社會和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正義呼聲，在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加速軍事擴張的道路上不斷邁出危險步伐。相關動向在日本社會引發廣泛擔憂和批評，連日來許多日本民衆在東京舉行集會，對設立“國家情報局”表示抗議。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使輿論聯想到二戰前和戰爭期間的日本“特高課”
根據此前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日本正在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加強情報工作并統一歸口管理，強化“首相官邸主導”。“國家情報會議”將由首相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多名閣僚。“國家情報局”則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
據日媒報道，此次高市政府以“防範外國間諜滲透”為借口強行推動設立“國家情報局”，將構建起覆蓋全體國民的全天候監控體系。這套體系通過跨省廳數據整合，將普通民衆的日常交往、政治表達、反戰活動全部納入監控範圍，未來會因民主監督機制的缺位，埋下系統性侵害人權的隱患。
在日本國內，情報體系強化引發各界對“特務統治”卷土重來的憂慮，使日本輿論聯想到二戰前和戰爭期間的日本“特高課”。“特高”的全稱為“特別高等警察”。“特高課”曾是日本軍國主義用來鎮壓日本國內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的特務機構。日本《琉球新報》此前刊發社論指出，日本憲兵和“特高”曾對國民實施監視、鎮壓反戰人士，這一歷史教訓絕不能忘。現行法案未明確寫明情報活動的運作細則，令人擔憂其將侵害思想、信仰和隱私。
日本《朝日新聞》評論說，高市首相并未明確否定“普通公民僅因參加反對游行就被列為調查對象”，民衆對強化政府情報職能可能引發監控升級的擔憂并未消除。
一名集會抗議人士不無擔憂地表示，“國家情報局”與《間諜防止法》可能成為監視社會、鎮壓民衆的法律工具，其終極目標是打造“平時嚴密監視、戰時立即動員”的戰爭體制，讓日本淪為參與和協助戰爭的國家。
日本媒體文化信息工會會議議長西村誠表示，“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的核心是“敵我劃分”的戰爭思維，政府單方面定義誰是“敵人”，誰就會被打壓。媒體從業者首當其衝，未來揭露政府醜聞的調查報道都可能被定性為“洩露國家秘密”，“我們工會的口號是‘絕不再為戰爭拿起筆’，這也是全體媒體人的底綫”。
為權力濫用和政治打壓留下制度空間
據日媒報道，與歐美國家普遍建立的議會情報監督體系不同，日本政府拒絕設立任何獨立第三方監察機構，將情報搜集與使用的全部權力交由行政部門自行裁量，這為權力濫用和政治打壓留下制度空間。批評人士認為，“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最致命的制度漏洞，在於缺失民主監督與權力制衡機制。情報機構權力集中、行為邊界模糊，便可能出現濫用權力、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日本《每日新聞》評論稱，該法案未納入任何監督情報機構活動的制度。
日本社民黨幹事長、參議院議員拉沙爾石井表示，“國家情報局”將是缺乏監督的情報機構，最終只會淪為執政黨的“打手”。
日本市民團體“停止大規模擴軍行動”代表杉原浩司表示，這項法案毫無立法依據、沒有配套監督機制、連監察範圍都說不清楚，十分荒唐離譜。“我們要把反對聲音越喊越大，通過集會等方式向議員施壓，堅決抵制這項惡法”。
日本共產黨參議員大門實紀史表示，岐阜縣大垣市警察署非法搜集反對者信息、仙台市的自衛隊情報保全隊監控市民，兩起案件均已被法院判決違法，但政府對此毫無反省，反而要通過立法將這類行為合法化。“國家情報局”將實現跨部門信息共享，警方、自衛隊、數字廳的所有市民數據都會被集中管控，個人隱私將蕩然無存。
日本立憲民主黨鬆戶市議員岡本裕子表示，政府以“這只是組織法”為由，拒絕在法案中寫入任何個人信息保護條款，本質是賦予行政部門空白授權。“國家情報局”成立後，數據濫用將變成全國性的制度性安排。
給亞太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并非孤立的立法舉措，而意在複刻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情報管控體制，一步步撕毀“和平憲法”，將日本重新推向戰爭邊緣。高市政府上台後，從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到派遣大規模戰鬥人員參加聯合軍演，從通過內閣決議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到此次設立“國家情報局”、升級情報系統，一系列擴軍備武動向環環相扣，嚴重衝擊地區安全態勢，給亞太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日本國會附近舉行的多場抗議集會活動發起人、抗議活動執行委員會成員小川表示，高市政府正全力將軍工產業培育成經濟支柱。“國家情報局”及今後可能推出的“外國代理人法”“對外情報局”等，都是“再軍事化”路綫上的棋子。政府一邊放任物價飛漲、民生艱難，一邊瘋狂擴軍備戰，這和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所作所為沒有區別。
日本律師福山和人明確表明要求廢止“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的立場，將該法案定性為“完全沒有汲取二戰戰爭教訓的惡法”。他批評說，由首相、閣僚主導的制度設計存在政治異化的風險，有可能淪為打壓異見的指揮中樞。
日本文藝評論家齋藤美奈子批評說，高市政府正在打造“平時監控、戰時動員”的戰爭體制預備機制，相關制度與戰前《治安維持法》存在歷史延續性，這類極具暴力性的法律或為推動戰爭打下基礎，“必須堅決遏制高市政府的蠻橫行徑”。（來源：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