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2 16:23:32

　　中評社香港7月22日電（實習記者 劉懿萱）外賣騎手王計兵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消息，像一陣風吹過社交媒體。人們驚訝於一個送外賣的，居然能寫詩，居然還拿了中國最高文學榮譽之一。驚訝之餘，也帶著一種微妙的感動——彷彿在生活的夾縫中開出花來，總能擊中城市人的軟肋。

　　王計兵56歲，做過建築工人、拾荒者、街頭小販，2019年開始送外賣。他的詩，很多是在送餐間隙寫在小紙片上的。他寫《趕時間的人》：“從空氣裡趕出風／從風裡趕出刀子／從骨頭裡趕出火／從火裡趕出水／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衹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這首詩後來成為他第一本詩集的名字，也是他最早被公眾熟知的代表作。

　　他寫《午夜推行人》：“如果不是這一抹藍／在午夜的街道出現／我差點就信了夜晚／非黑即白的謊言／他俯身推車的姿勢／多像一棵倔強的樹／在風中不屈的樣子／癟了的輪胎和頸脖的熱氣／讓他看上去／也像一份超時的訂單。”他筆下的外賣員，是黑夜中那一抹倔強的藍色，是困在系統裡卻不肯屈服的靈魂。而《野魚館》則以一個極簡的場景，寫出了日常中的詩意：“喝完了魚湯／青瓷碗底紋著的兩條魚／就顯現了出來／我往空碗裡又倒進了一點礦泉水／才起身付錢離開。”

　　在《打工潮》中，他寫道：“每年春天／當農民工大面積撤出村莊／就像一篇文章被刪去標點符號／所有情節都開始雜亂無章。”那一句“被刪去的標點符號”，比任何社會學報告都更準確地描述了中國鄉村的空心化。他寫《春天的車輪》，面對父母離世：“三年了，父母相繼離世／如果，真的有另一個人間／三歲的父親／也許正領著一歲的母親／蹣跚在稚氣滿滿的路上／也許正掐下一朵鵝黃／別在母親斜偏的衣襟／如果，真的有另一個人間／父親母親，請你們／掉下兩朵花瓣給我看吧／給我，一個剎車的理由和一個／可以痛哭失聲的傍晚。”詩中對親情的追憶，令人動容。

　　他寫《麥子熟了》，關於故鄉與父親：“其實，我的餘生裡始終有一片麥地／一直金黃，如漫無邊際的黃沙／父親曾用一生的時間在沙裡淘金／最後只淘了一捧黃土／當我把白晃晃的饅頭供奉給父親／才發現覆蓋父親的墳／只是一個巨大的窩頭／父親把一生的細糧留給了我們／和他曾經熱愛的人間。”那些關於故鄉與父親的記憶，在他筆下樸素而深刻，帶著泥土的質感。
　　王計兵的詩之所以有力量，不在於他“一邊送外賣一邊寫詩”有多辛苦，而在於他用最樸素的語言，精準地擊中了這個時代最普遍的情緒——漂泊、孤獨、被時間追趕、在低處飛行。他的詩是“零工經濟”時代的個人史，也是中國數以千萬計外賣員、快遞員、建築工人等底層勞動者的群像。他在《低處飛行》中寫道：“誰說展翅就要高飛／低處的飛行也是飛行。”這一句，幾乎可以視為他整個創作生涯的題辭。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王計兵的寫作屬於典型的“底層敘事”——與學院派詩人不同，他的詩不依賴修辭技巧和知識分子式的隱喻，而是以經驗本身作為詩歌的核心驅動力。這種寫作的力量，在於它無法被複製：一個從未送過外賣的人，寫不出“癟了的輪胎和頸脖的熱氣／讓他看上去／也像一份超時的訂單”。這種經驗的直接性，使他的詩擺脫了當代詩歌中常見的“修辭焦慮”，回歸到文學最原始的功能——記錄與表達。

　　這些年，從范雨素到胡安焉再到王計兵，藍領工人憑藉文學作品進入公眾視野，已經不是偶然現象。他們是被算法和訂單追趕的人，是被困在系統裡的人，但他們用文字把自己從數據中打撈出來，還原成一個有血有肉、會累會痛會寫詩的人。這恰恰是“零工經濟”敘事中最稀缺的部分——人在系統裡，但人不等於系統。王計兵的獲獎，不僅是個人勵志故事的頂點，更標誌著中國文壇正在發生一場靜默的變革：文學的門檻正在降低，書寫的權力正在從專業作家手中，向更廣泛的社會階層擴散。

　　王計兵獲獎後說，從經濟上說可以不用送外賣了，但他喜歡這份工作的氛圍，而且能鍛鍊身體，打算一直送到60歲。“我想讓自己踏踏實實的，得獎永不會改變我。”這話聽來平實，卻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他不是靠寫作逃離底層，而是在底層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並在位置上開出了花。這或許才是他最動人的地方：不把自己活成一個苦情的符號，而是活成一個具體的人。

　　魯迅文學獎以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命名。魯迅當年寫閏土、寫祥林嫂，寫的是底層人的苦難。一百年後，一個外賣員寫詩拿了魯迅獎，這本身就像一個時代的隱喻——底層人不再是“被書寫的對象”，而是拿起筆書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