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首次！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7月19日赴京展開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中評社北京7月22日電／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日前在主席李慧琼率領下啟程北上，現正在北京展開為期七日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回歸祖國二十九年，立法會全體議員組團赴京，這是第一次。那麼，這一歷史性的“第一次”，究竟標誌著什麼？
我們認為，此行的深意不止於“首次”本身，從時間坐標看，近年來香港已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眼下新選舉制度下的第八屆立法會履新恰半年，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啟動公眾咨詢。可以說，此行是香港“由治及興”進程中水到渠成的一步，更是中央與特區立法機構恆常互動走向機制化的開端。
第一，“全體”成行，標誌著憲制角色進一步理順
回歸以來，香港政團、界別訪京並不罕見，“全體議員”集體成行卻從未發生。在舊日議會格局下，“拉布”氾濫、議事失序，部分議員更以對抗中央為政治資本，立法會作為一個整體，與國家治理體系之間始終隔著一道無形的牆。“全體訪京”在當時不是安排上的困難，而是結構上的不可能。
隨著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如今立法會的憲制角色得以徹底理順。立法機關不再是憲制秩序的爭議方，而是國家治理體系在特區層面的組成部分。全體議員能以完整建制集體北上，“全體”二字本身就是制度變遷的注腳。這道曾經的牆不復存在，正是“回歸以來首次”的真正分量所在。
第二，互動升級，中央與與特區立法機構恆常互動走向機制化
更值得觀察的是此行的形式與內容。議員們下榻國家行政學院，上午聽取專題講座、與專家交流，下午實地考察，晚上內部研討總結。這是一套標準、嚴密的研修安排，而非禮節性拜會。課程涵蓋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編制、國家安全與國際格局，考察聚焦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新質生產力領域。這個安排傳遞的信號相當清晰：中央看待特區議員，已不止於“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定位，而是將其視為需要系統認識國情、掌握治理方法的“建設者”與“治理者”。
還有一個時間細節不容錯過，7月25日研修結束後，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將於7月28日舉辦首次“特首與議員對談交流會”，進行不設議題限制的閉門交流。研修歸來即對談，“學習—溝通—協作”的鏈條不是推論，而是直接攤開在日曆上的事實。從公務員國家事務研修常態化、立法會前廳交流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再到今天的全體議員研修與特首對談會，一條制度化軌跡清晰可辨。中央與特區管治團隊的互動，正從活動式上升為機制式。
此外，此行更折射出深層次的觀念之變。“一國兩制”早期，港人習慣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區隔思維理解“兩制”關係，將特區的治理與國家的治理視為兩個互不相幹的系統。而機制化互動的密接鋪開表明，“兩制”之別從來不意味著治理之隔。“一國”之內，特區治理本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
第三，主動對接，為“規劃治理元年”而設的集體研修
研修課程專設“五年規劃如何編制”的講座，其針對性同樣不言自明。香港歷史上從無編制五年規劃的傳統，但隨著特區首份中長期發展藍圖的推進，意味著“規劃治理”正逐步融入香港。從傳統的“積極不干預”的路徑慣性，轉向有為政府的中長期戰略謀劃，這是治理方式上的歷史性轉型。議員作為審議規劃相關法案與撥款的把關者，若不理解國家規劃體系的邏輯與方法，便難以勝任新時代的憲制角色。此次研修，可謂為香港“規劃治理元年”而設的集體備課。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學編規劃，絕不是照搬內地模式。恰恰相反，香港引入規劃治理的價值，在於充分發揮自身獨特的制度稟賦，包括普通法體系、自由港地位、國際化的市場機制等，去精準承接國家戰略，探索“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的香港方案。學的是規劃的方法論，答的是香港自己的考卷。明乎此，便知研修不是要議員變成內地幹部，而是要他們既懂國家棋局，又善用香港所長。
由此觀之，香港的角色定位也正在升級轉變。過去的“超級聯繫人”，重在聯通帶來的雙向紅利；今天的香港，則要以自身所長主動對接國家所需，在“十五五”佈局中找準位置，讓北部都會區建設從新質生產力的國家戰略中獲得定位。這種角色升級不是宣示，而是以規劃對接為制度載體，這也正是它可望行穩致遠的關鍵。
我們認為，此次研修絕非孤立的“首次”，更可能是慣例的開端。治理能力建設從來不是一次性工程，全體議員國家事務研修走向常態化、機制化，值得期待，也符合治理邏輯。
當然也應清醒看到，機制成型只是“形”，成效終究要在議事廳里檢驗。議員研修歸來，須把國家視野轉化為更專業的法案審議、更有力的施政監督、更接地氣的民意反映。良性互動絕不等於放棄把關，讓五年規劃、北都建設在立法環節經得起推敲，才是對“愛國者治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七日研修很快結束，它標註的制度坐標卻會留下來。一個與國家治理體系深度銜接、而專業性與把關能力不減的立法機關，一支既懂國情、又懂香港的治理力量，本身就是“一國兩制”制度生命力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