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2 00:34:32

　　中評社香港7月22日電／中評智庫基金會、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不久前在中評智庫基金會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院長黃平、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鵬、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胡根、中國評論通訊社行政總裁兼常務副社長王平、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張寶蓉、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子榮、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王佳霖、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秘書長束沐、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周琳與會。

　　座談會由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羅祥喜主持，與會圍繞香港智庫現狀與未來，各自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以《思想者論壇：兩岸暨港澳智庫建設與交流現狀》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

　　文章內容如下：

　　羅祥喜：開場白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兩岸關係面臨嚴峻考驗，香港、澳門邁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可能性的時代，智庫的角色與責任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

　　智庫作為思想的孵化器、政策的參謀庫和社會的引領者，承載著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為社會凝聚理性共識、為未來指明發展方向的重大使命。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兩岸暨港澳智庫之間的交流，長期以來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交流不充分、合作不深入等結構性問題。特別是受到近年來兩岸關係複雜變化的影響，原有的交流模式與機制正面臨嚴峻挑戰。如何打破壁壘、創新形式、深化內容，讓智庫真正成為促進兩岸暨港澳相互理解、增進互信、推動融合發展的“思想引擎”，是我們必須面對並繼續深入探討的議題。下面開始今天的發言。
　　黃平：港澳台智庫亟須培養年輕專業人才

　　我先拋磚引玉。我多次與中評社探討兩岸關係和港澳智庫創新，從中評社學到很多經驗，中評社也邀請我們來學習，每次都很有收穫。

　　國家現在特別重視各個智庫的研究成果，隨著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國家對智庫決策諮詢的要求更高，很多工作要研究先行，智庫研究的複雜性也隨之增加，背後涉及智庫建設機制、人才、智庫間交流和研究成果的應用等方面。

　　內地智庫建設有保障
　　港澳智庫仍依靠資助

　　第一，關於智庫建設機制。現在中央、地方、高校甚至社會上的民間智庫越來越多，甚至是“雨後春筍”。但是從國家需求端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百年民族復興的“兩個百年”交匯點，許多問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都增加了。當然，國家及相關政府機構的重視是我國智庫建設的第一保證。

　　以我所在的中國社科院為例，能夠為國家建言獻策，是很難得的。在80年代時，建言獻策的工作基本是輪不到年輕人的，我們年輕人更多是聽從指示、參與調查、做好記錄，等等。當然，有前輩們帶領，也能根據國家的任務開展智庫工作，再由前輩們把握好分寸，並向國家提出建言。那時的專家數量比現在少得多，但質量都很高，當然這是因為前輩們幾十年的學識積纍，他們很多在高層多年參與決策諮詢。

　　如今智庫數量越來越多，包括香港也有越來越多的民間智庫，澳門現在也多起來了。香港剛剛回歸的時候還很少，而現在各個社團甚至是學校有一些研究小組，也在從事智庫研究工作，不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

　　智庫的研究是現實的、對策性的、問題導向的，需要更及時、更準確，分析和建議要更具操作性。智庫如何能長期發展，是港澳目前尚未解決的問題。香港的一些智庫運營並不穩定，有的智庫規模雖然不算小，但隨著經濟形勢變化也有走走停停的時候。

　　當然，內地智庫的情況有所不同，尤其體制內的智庫，至少是有基本保障的，特別是經費和辦公場所都比較穩定。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就是靈活性不夠強，智庫需要具有很強的及時性，昨天的事情甚至當天的事情，需要拿出有深度的分析，並在第一時間上報。在這方面，這些年有些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寫得很好，　能及時、準確、暢通上報給決策部門參考。

　　我認為在機制方面，我們需要不斷提升和完善，不能僅僅是等待上面發布政策規定，而是大家在日常研究工作的同時加強探討。中評確實做得很好，集媒體和智庫為一體，也很客觀，有可信度。

　　智庫研究存在人才短板

　　第二，關於智庫人才問題。我認為部分智庫存在“有庫少智”的問題，缺乏能夠支撐智庫的人才。好在現在願意從事智庫研究的年輕人多起來了，研究積極性也在提高，這也與前面談到的建設機制有關，現在有些高校開始承認年輕學者的智庫研究成果，以此評定職稱。

　　但除了吸引年輕人外，還需要培養精幹的智庫研究人才隊伍。港澳台研究領域的一個短板，在於高校的本碩博相關專業培養不足。比較而言，我在社科院歐洲所的時候，我們的研究人員基本上從本科起就開始學習歐洲的相關專業，更不用說我們很多專業研究所，都是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可是，直到現在，　我們的高校里還沒有台港澳專業的本碩博人才，都是原本學習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國際關係等專業的人，轉而從事台港澳研究，這就使得我們的人才庫相對薄弱，這是一個短板。

　　現在中國社科院大學也有了本科教育。以此為契機，社科院大學也可以辦港澳專業，剛開始先辦碩士教育也可以。其它大學也可以考慮。總之，人才培養需要從小開始。

　　港澳台研究還存在一個人才方面的短板，就是我們的研究團隊還是比較零散，且水平參差不齊。我們社科院成立台港澳研究中心已經有30年的時間，但我祇能找歷史、經濟、法律、社會等領域學者，動員他們研究台港澳問題，可實際上，除了我們動員他們做這方面研究之外，他們還有自己的主業。當然也有些人確實取得了成果，然而，這些不能祇靠個人熱情支撐。

　　港澳智庫和涉台智庫都是為國家服務，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比如，香港的核心議題是守正創新，既要保持“一國兩制”不變，還需要創新。而涉台智庫研究就要圍繞六個字：怎様統、如何治。所以我們需要在議題方面也抓住核心問題。

　　香港經過2019年的混亂，現在進入由治及興階段，人才短板就要補足。所以，　除了培養專門的研究人才外，還應探索我們的“旋轉門”制度，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港澳台研究和治理人才。

　　智庫成果不能祇看數量
　　而要真正納入國家決策

　　第三，關於智庫間的交流。目前港澳台智庫之間的交流不多，需要加強橫向交流與溝通互補，這個不能靠等，我們自己也要積極推動。中評社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研究網絡”，我們經常講“創新”　，創新的本意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將現有資源重組、激活，形成“1＋1>2”的效果。

　　最後，關於研究成果的運用問題。在成果運用方面，一些智庫存在“單幹”與“自說自話”等問題。所以如何將研究成果獲得決策層採納、並轉化成實際政策，才能發揮好諮政建言作用。

　　當然，有的時候也並不是一定要得到領導批示，有些智庫建言獻策的內容最終會納入“十五五”規劃，或者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更應該看重的還不是領導批示了多少次，而是有沒有實實在在地服務國家決策。有一些老一輩人士的建言獻策，直到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他們當年的某個建議對大政方針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

　　不過，對於年輕學者來說，也要制定清晰的指標和路徑，引導、鼓勵、奬勵他們從事智庫研究工作。我們在成果運用方面確實需要有一些不同於傳統學術論文的成果評價體系。
　　李鵬：港澳智庫可以為兩岸智庫對話提供重要支撐

　　感謝中評社，感謝羅社長，設置了這個有意義的討論題目。去年我們在廈門討論了“大陸涉台研究的現狀、挑戰與前瞻”，今天針對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的討論，可以說是去年議題的延伸。去年討論的是大陸涉台研究，涉台研究包括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此次聚焦在“智庫建設”，並涉及兩岸和港澳智庫交流，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中共十八大以後，大陸的智庫建設如火如荼，涉台智庫發展方興未艾，智庫數量、規模、建設水平都大大提升。十年前，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特別提出“要建設一批國家急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的高端智庫，重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其實，此前中辦、國辦和教育部也都制定了《中國特色高校新型智庫推進計劃》（簡稱“計劃”）《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簡稱“意見”），這些都是內地智庫建設的根本遵循，也是大陸涉台智庫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高校涉台單位需平衡教學研究與智庫研究

　　大陸的智庫按照歸屬可以分為黨政軍智庫、社科院、高校智庫、企業智庫、民間智庫等，這其中有的是綜合性智庫，有的是專業智庫。涉台智庫屬於專業性智庫，當然一些綜合性智庫中也有某些部門或學者在從事涉台研究。大陸的涉台研究機構眾多，不是所有的研究機構都是智庫，有的機構衹是發揮智庫作用。《意見》對智庫提出了八項基本標準，包括運作規範、特色鮮明、治理健全、功能完備、人才儲備、成果豐碩、資金保障等。如果對照這樣的標準，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台研究所，以及社科院系統中的涉台研究機構等，可以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智庫”。

　　高校中的涉台研究機構中，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智庫特色比較明顯，尤其是被列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和福建省重點智庫後，智庫建設的力度空前加強，但我個人認為，廈大台研院還不是一個純智庫，我們多數老師還是在進行學術研究，我們還承擔碩博士生的教學和培養工作，佔據了相當多精力。

　　其他高校涉台研究機構，多數主要也是以教學和學術研究為主，他們更多的是發揮智庫作用，離《意見》中設定的智庫標準還有不小距離。雖然高校智庫的功能之一是“人才培養”，我們院是全國最大的涉台人才培養基地，每年招收碩博士生50多人，但實際上高校培養的更多是學術人才而非智庫人才，他們畢業的標準也是學術標準，學生如果將畢業論文寫成智庫報告，是畢不了業、拿不到學位的。

　　高校涉台智庫應側重理論創新和戰略研究

　　與其他智庫一樣，大陸的涉台智庫主要圍繞“諮政建言、戰略研究、輿論引導、開展交流”等功能展開。諮政建言是智庫建設最重要的任務和核心競爭力，涉台智庫的諮政建言主要是為對台工作部門提供政策諮詢建議。諮政建言做得好不好，關鍵在於是否瞭解對台工作部門的決策需求，因此要與對台工作部門建立常態化機制化聯繫，要密切跟蹤台海局勢的發展，深入瞭解中央的對台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因為對台工作關乎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中央機關和各部委參與積極性很高，除中央台辦外，十幾個部委還有各省市黨委政府和對台工作部門，都有對台決策諮詢需求。

　　參與決策諮詢的方式有課題委託研究、參與諮詢會議、主動建言獻策等等。目前其實最大的難題，還是對相關部門決策需求的把握，由於對台工作的敏感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大多數高校和地方社科院的學者難以準確把握和瞭解決策需求，使得研究問題和研究結論往往與對台工作實際需要存在脫節的問題。

　　戰略研究與諮政建言既有聯繫也有區別，《意見》中提到的是“理論創新”，《計劃》中提到的是“戰略研究”。不管叫什麼，也都是諮政建言的一部分，但更側重理論性、思想性、戰略性、前瞻性、儲備性的研究。我個人認為，高校智庫應該側重於“理論創新”和“戰略研究”，這是高校智庫的優勢所在，要研究一些深層次、結構性、長期性的問題，有些問題既是學術問題也是現實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大陸高校涉台智庫力量分散，基本上都單打獨鬥，很難形成有組織科研，學術成果向智庫成果轉化路徑和渠道不暢，“想法很好，寫法不對”等情況比較普遍，都影響到高校智庫作用的發揮。

　　涉台智庫要積極適應網絡時代的輿論環境

　　輿論引導也是智庫建設的重要功能。所謂的輿論引導，就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節點，智庫專家學者針對涉台熱點、焦點和重點問題接受海內外媒體採訪，闡釋大陸的對台方針政策，理性分析台海形勢，助力兩岸民間交流和融合發展。但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涉台智庫學者的輿論影響力，遠不及某些網紅、大V博主，他們針對台灣問題的解讀不一定專業，但他們會抓眼球、博流量，社會影響力遠超智庫學者，特別是隨著AI的加入，他們的快速反應能力也遠超傳統媒體的採訪分析報導，這對大陸專業涉台智庫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開展交流也是智庫工作的重要功能。這也契合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也就是兩岸和港澳智庫交流。在馬英九任內，兩岸智庫交流還是比較頻繁的，無論是大陸學者赴台交流，還是台灣智庫到大陸參會交流，基本上保持在一個相對正常的狀態。但隨著新冠疫情和兩岸形勢緊張，兩岸智庫交流在一段時間內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制度化的智庫交流幾乎中止。即便是線上交流或偶爾的見面交流，由於互信的缺失，交流效果也大打折扣。雖然雙方都意識到智庫交流的重要性，但由於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常態性智庫交流在短期內很難恢復。

　　這時候，港澳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無論是中評智庫和澳科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已經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發揮了積極作用。中評致力於兩岸智庫，澳科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目前是澳門最活躍的兩岸智庫，今後可以成為兩岸智庫的橋樑和交流平台，突破當前兩岸智庫交流的瓶頸。
　　胡根：澳門涉台智庫獨特價值在於促進多元立場相互理解

　　澳門在兩岸關係中長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回歸後，澳門涉台智庫依托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文化遺產和“一國兩制”便利，逐步發展為兩岸交流的關鍵平台。澳門涉台智庫憑藉低政治敏感度、便捷的入境安排及與大陸涉台學界的緊密協作，成功促成多次海峽兩岸與港澳學者面對面交流。

　　澳門涉台智庫的獨特價值正在於其“政治邊界”效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為多元政治立場提供交流空間。未來發展應朝向網絡構建、青年學者培育及議題領域拓展等方向推進，以持續發揮兩岸關係緩衝帶與創新樞紐的功能。

　　兩岸關係自2016年以來進入新一輪緊張週期。民進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官方溝通機制全面中斷，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商停擺，官方層級的接觸幾近於零。在此背景下，以智庫、學者為中介的非官方交流成為維繫兩岸溝通、避免誤判的關鍵渠道。香港與澳門憑藉其“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地位，歷來是兩岸交流的重要場所。尤其是澳門涉台智庫活動近些年明顯活躍。

　　澳門涉台智庫的發展脈絡與現狀格局

　　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角色有其歷史根基。早在2005年，兩岸就曾通過行業團體在澳門商談春節包機事宜，兩岸官員以顧問身份直接參與談判，形成“澳門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特徵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利用澳門的第三方地理位置，實現兩岸功能性事務的務實溝通。“澳門模式”的成功為後續涉台智庫的發展奠定了制度想象——澳門可以成為兩岸“低政治”交流的理想場所。

　　目前，澳門涉台研究的主力機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第一類，高校附屬研究中心。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都有涉台研究機構。但是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大學衹有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下涉及台灣問題。而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和澳門城市大學（海峽兩岸文化研究交流中心）都有涉台的專門研究中心。澳科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成立於2021年，中心充分利用澳門獨特的地理區位、“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以及澳門科技大學高水平學術平台的專業研究機構，積極與海峽兩岸及港澳學術界建立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共同探討新時期兩岸關係及澳台關係中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自成立以來，中心持續拓展海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專題講座及座談活動，邀請兩岸及港澳的專家學者交流研討，逐步發展成為區域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術平台與智庫機構。

　　第二類，學術協會與交流平台。相較於香港擁有多家獨立智庫，澳門民間尚無專門以兩岸關係為核心的獨立智庫。澳門更多通過協會來開展涉台研究，官方統計，澳門目前已登記涉台協會共有314個。比較活躍的社團如：澳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澳台中華宗教文化促進會、兩岸與澳台交流協會、澳台交流聯合會、澳門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澳門區域與戰略研究中心和澳門台灣青年企業家協會等。這些協會通過舉辦系列涉台活動，在涉台交流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但其功能更側重政治動員而非政策研究。

　　第三類，綜合性研究平台。澳門涉台交流的平台還包括各大校友會和台商聯誼會，如澳門台商聯誼會、閩台總商會、台灣大學澳門校友會和東吳大學澳門校友會等。校友會和台商聯誼會的核心基礎是“情感認同”，這些協會使得它們的交流具有極高的穩定性與持續性，除了情感與經濟層面，這些社團還承擔著重要的文化與政治功能，特別是在引導年輕一代方面作用顯著。校友會和台商聯誼會的存在，構成了澳台交流中最具韌性的社會基礎。它們透過情感聯結、利益聯結與價值聯結，填補了官方互動的空白，將兩岸的交流落實到了具體的人和企業身上，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扎實的民間力量。

　　澳門涉台機構已形成以高校、社團、協會為核心的“三核”格局。他們在功能上各有分工：高校側重與台灣學界的制度性合作，更側重學術研究，議題覆蓋中美關係等宏觀框架。社團數量較多且每個社團的背景不同，因此他們的包容性較強，能夠彌補高校涉台研究的不足。而協會更有針對性。這種分工使澳門能夠同時承接不同類型的兩岸交流活動，形成互補效應。這表明，澳門涉台機構的活動並非孤立運作，而是嵌入整個內地的涉台學術網絡之中。

　　澳門為兩岸智庫提供安全空間與交流平台

　　首先是制度優勢，澳門是中國境內唯一允許台灣居民憑護照（而非僅是台胞證）入境的地區，這是一項關鍵便利。這一制度安排使澳門成為“兩岸之間的政治緩衝帶”，既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又降低了台灣學者的心理門檻。

　　其次是環境優勢。澳門的媒體覆蓋度較低，社會氛圍更為平和。這意味著敏感交流可以在相對低調的環境中進行，減少了政治壓力和公眾檢視。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所言：“澳門的媒體覆蓋度不像香港那麼密集，有利於避開媒體，低調辦會。”

　　再來是區位優勢，澳門毗鄰大陸，便於大陸學者前往；同時與台灣有“一機到底”直航航班，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澳門作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典範，在政治上具有高度可接受性。

　　近些年，澳門已成功舉辦多場不同政黨學者的交流會議。互動模式上，討論氛圍“坦率”且能“設身處地”理解對方立場。在脫離官方立場表述的壓力後，學者能夠進行更為實質性的政策探討。功能定位上，有教授明確指出，這類交流並非“授權對話”，學者沒有傳遞官方訊息的權限。但其價值在於“年輕一代學者更需要交流”，以積纍互動經驗、建立情感基礎，避免因缺乏接觸而產生誤判。

　　澳門涉台智庫的結構性挑戰與制約因素

　　澳門涉台智庫面臨的首要挑戰是機構獨立性與資源不足，這意味著研究活動高度依賴校方支持，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研究規劃。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獨立智庫相比，澳門智庫的政策倡導功能極為有限。人才儲備匱乏，澳門本地人口基數小，涉台研究專業人才稀缺。多數活動依賴邀請大陸或台灣學者參與，本地學者的主體性尚未形成。影響力路徑間接，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難以直接影響決策。與北京、上海的頂尖涉台智庫不同。

　　如前所述，當兩岸關係緊張時，交流就必然首當其衝。懲“獨”22條意見頒布後，台灣學者雖有想要交流、溝通的意向，還是頂不住內部的壓力和疑慮。這表明，澳門智庫的活動空間並非自主的，而是被宏觀政治、兩岸政治氣氛週期性波動所影響。再加上台灣方面存在政治風險，對綠營學者而言，赴澳門交流在台灣內部也可能引發政治爭議，產生政治代價。這使得部分學者望而卻步，或要求高度保密。

　　還有是香港因素的間接影響。香港政治環境收緊後，部分兩岸交流活動轉移至澳門。這固然為澳門帶來機遇，但也意味著澳門可能承載超出其承載力的政治期待。一旦澳門也被視為“不安全”，兩岸交流將失去重要的實體平台。

　　換言之，澳門交流的成果很難向上傳導至決策層。學術交流可以增進理解、避免誤判，但難以改變結構性的政治對抗。

　　澳門涉台智庫的可能發展路徑

　　在短期內，澳門涉台智庫應持續鞏固其“安全空間”定位。具體而言，深化與台灣高校、智庫等機構的制度性合作，將交流機制常態化，降低每一次活動的政治協商成本。澳科大與台灣各大高校的對口合作模式值得推廣。拓展議題領域，除傳統的安全與政治議題外，可增加兩岸醫學、金融科技、氣候變遷、公共衛生、青年就業等熱門議題。這些領域政治敏感度更低，更容易達成實質合作。優化會議設計，採用“閉門研討＋公開論壇”的混合模式，在確保敏感交流私密性的同時，擴大社會影響力。

　　青年學者交流的重要性。年輕一代的學者，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基本上他們缺乏交流互動的經驗，沒有情感的基礎，因此他們在交流互動當中，難免比較多的都是立場的表述。對此，澳門可定位為“兩岸青年學者的第一個交流平台”。2025年8月在中心舉辦的首屆“青年論壇”是一個積極信號。未來應擴大規模，建立青年學者駐點研究計劃，讓澳門成為兩岸新生代涉台學者的“共同學術家園”。同時，澳門應嘗試“去中心化”的網絡建構——不將所有活動集中於一兩所大學，而是鼓勵更多機構參與，形成多節點、低風險的交流網絡。

　　澳門涉台智庫的最終目標應是從被動的“對話場所”升級為主導議程的“知識樞紐”。這需要建立澳門本體的涉台研究學派，擺脫單純“提供場地”的角色，形成具有澳門視角的兩岸關係論述。這要求澳門智庫加大研究投入，培養本地研究人才。生產公共知識產品，定期發布兩岸關係年度報告、政策簡報等，提升學術影響力和政策可見度。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澳門涉台智庫的命運始終與兩岸關係大氣候相連。它的活躍程度，本身就是兩岸關係溫度的晴雨表。當澳門智庫頻繁舉辦交流活動時，意味著雙方仍有溝通意願；當這些活動趨於沉寂時，則預示著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冰封。在這個意義上，關注澳門涉台智庫，也是在觀察兩岸關係最微妙的脈動。
　　王平：香港落實“十五五”　需要強化本地智庫研究能力

　　“十五五”給香港規劃了很多發展路徑，但是落實起來，需要花大力氣。而如何用力，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要強化智庫功能，彌補香港因為歷史原因造成的決策短板。香港歷來是一個不重視智庫的地方，雖然數目不少，但是真正具有持續研究能力的不多，能夠對香港的政策、策略產生影響的不多，更不要說迅速對一些重大問題制定馬上見效的應對措施。

　　香港智庫發育不良

　　香港雖然號稱世界級的商業大都會，但是長期的殖民管治，使這個地方的智庫發育不良。首先是規模小，有不少“一人智庫”，往往衹能通過尋求媒體訪問提出自己的觀點，缺乏影響力。

　　其次是不穩定，很多智庫屬於贊助型與資助型，項目申請到一筆錢，就請兩個人做研究；錢花完了，就解散。無法持續研究，對智庫而言無疑是致命的。

　　第三是私利性強，企業智庫研究的往往是本企業感興趣的，公共問題很少，更不要說國際關係，更沒有兩岸關係。“一人智庫”更是嚴重依附於出資者的要求，很難深入。

　　第四是傳播力與影響力小。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卸任前接受我的專訪，特別提到他退休之後會組建一個關於“一國兩制”的智庫。他當時就說，他也明白，研究成果往往是提交一個報告，然後就束之高閣。

　　香港智庫窘境與殖民管治陰影相關

　　以上這些特徵，導致至今沒有在智庫與政府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與英國對香港長期的殖民管治方式有很大關聯。

　　記得媒體曾經報導，前特首曾蔭權在回歸翌日，到辦公室傻眼了：原來每天上班，會有一大摞從倫敦發來的傳真，主要指導他們做什麼。但是回歸第二天，倫敦一張紙都沒有再傳來，他們一時間都不知道該幹什麼了。

　　這個細節透露出香港特區政府正式運作之後的兩大問題。一是英國長期遙控指揮香港的運作，導致香港本地官員執行力很強，但是嚴重缺乏決策能力。二是由於長期處在不能決策、衹能執行的地位，很多政府部門也缺乏決策意識；而面對大量需要自己決策的問題，本地又缺乏富有研究與諮詢能力的智庫。

　　這就出現了一個長期的怪象：香港一旦遇到問題，政府不少部門花大價錢請一些對香港並不真正深入瞭解的國際機構研究對策，拿出來的建議容易“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的智庫，往往又被排斥在政策研究與建議的圈子之外，很難得到資金的滋養，難以壯大；還有就是大量的研究課題給予了大學，但是象牙塔之中，雖然學者功底很好，可惜對香港社會的切身之感不足，有些建議缺乏可操作性，甚至操作過程中誘發很大問題。

　　比如，香港的貧困線劃分問題，當初推出之前我們就跟負責該項目的學者講，不能用中位數的一半這種簡單的方式對待一個牽涉階層定位的福利問題，因為這種劃分方式，就意味著即使不斷提高福利，也無法消滅貧困，更何況香港屬於相對貧困而不是絕對貧困。正常制定者不明白“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莊子·天下》）的道理，衹想救濟窮人，不知其中義理，更不知道這種劃分直接將原本強調獅子山下精神的香港社會，誘發出階層乃至階級之間的矛盾。

　　對上述福利問題的擔憂，比如高福利會增加成本、損害營商環境，香港社會一直都有，但是對政府決策有多大的作用？確實存疑。很少官員敢於直接告訴香港民眾，高福利會危及香港作為自由港的根本。

　　某個角度說，由於歷史上就不重視智庫，政策與策略往往來自倫敦，導致香港政府長期處於“執行能力強、決策能力弱”的狀態，加上把大量諮詢交給國際機構，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香港政府不太相信本地智庫——本地智庫缺乏經費難以發展——本地智庫不成規模無法影響政府。如何把這種“惡性循環”轉變成“良性循環”，是香港政府和智庫都應該努力的事。

　　香港智庫需要加強

　　歷史的原因導致決策能力弱，而長期缺乏穩定的支持，多數智庫難以承擔真正的課題研究。“十五五”規劃對香港提出了很多要求，如何將其轉化為香港可操作的項目，對決策提出了高要求，對智庫也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如何讓更瞭解本地的智庫為香港政府的決策進行專業服務，是未來特區政府需要認真對待的。如何扶持本地智庫提高研究能力包括強化穩定性，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有所規劃。
　　張寶蓉：搭建智庫聯盟加強台港澳聯動研究

　　前面幾位專家學者談得非常真實，直面當前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和建設中面臨的現實困難，圍繞智庫自身建設、外部支持、人才培養、成果運用等維度展開深入剖析，我深受啟發。下面我側重從台港澳聯動研究的視角談談如何加強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和建設。

　　什麼是台港澳聯動研究

　　我認為，台港澳聯動研究，並非將台灣、香港、澳門三個地區的議題簡單拼湊在一起進行研究，也不僅僅是相互的比較、借鑒研究，而是從國家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從區域聯動的整體視野，通過揭示三個地區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治理等層面的歷史聯動和現實互動；通過探索港澳台攜手內地，共創共享高質量發展的美好未來，而開展的一系列即時性、創新性的研究，以及根本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加強台港澳聯動研究的緣由

　　台港澳分開研究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受各種因素影響，台灣研究與港澳研究長期以來處於相對割裂的狀態，兩個學術社群基本上是各循其道，交流較少，且零散。造成這一局面的成因很多。

　　以大陸（內地）的涉台和涉港澳智庫為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台灣問題和港澳問題的內在差異。台灣問題和港澳問題的問題起源、發展脈絡、基本性質、研究重心、學術話語等均存在明顯的差異，涉台學者通常關注台海局勢、中美關係、台灣政黨政治、兩岸經貿、國家統一路徑等；涉港澳研究學者通常鑽研“一國兩制”港澳治理體系、港澳基本法、港澳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合作等，這是兩類性質、階段和目標都不同的議題，確實很難進行簡單的統合性研究。

　　二是學科建制和治理體制的條塊分割。從大陸（內地）涉台和涉港澳智庫的建制看，除了黨政軍及科研院所的智庫外，高校智庫是主力之一。高校智庫的成員基本上由高校教師組成，做台灣研究和港澳研究的老師往往歸屬不同的學科和學院，學術評價體系、研究選題、論文發表、所歸屬的學會或研究會都是不同的；從治理體制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的分工也相當明確，對台工作和港澳工作分屬兩套並行的管理體系，智庫成員的決策諮詢、課題立項、經費劃撥多數也是分體系進行的。

　　因此，涉台和涉港澳研究分開進行，有其客觀原因和現實必要性，但局限性也逐漸顯現，最明顯的問題是容易導致認知缺位、政策碎片化以及應對聯動的干預能力不足；對於一些聯動性問題，譬如香港國安法對台灣民意及港台交流合作的真實影響等重視不夠。

　　港澳台密切聯動和制度互鑒具有現實需求。當前港澳台的人員、經貿、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的流動已經非常頻密。據台灣相關部門統計，2024和2025年，港澳赴台旅遊人數均高達131萬人次，僅次於日本。2023年，台灣已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進口市場，香港是台灣第四大貿易夥伴。毫無疑問，港澳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已經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港澳台之間存在很強的傳導效應、協同機會以及共振風險，如果我們的智庫對港澳台還是分開來研究，就會錯失對彼此聯動規律的深刻認知。

　　這就好比如三個獨立的天氣預報員，各自衹看到一片雲，卻忽略了這三片雲其實都屬於同一個氣候系統。從制度互鑒層面看，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治理經驗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具有直接的啟示意義。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大平台”，即前海、橫琴、南沙、河套在推動“一國兩制三法域”融合發展方面的制度創新，也可以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提供寶貴的制度參照。

　　新型高端智庫高質量發展建設也要求台港澳智庫加強聯動。從智庫的發展定位看，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建設使命和內容。落實到涉台及涉港澳智庫上，核心任務就是要推動“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闡釋、傳播和實踐轉化，衹有將港澳的治理實踐與對台總體方略統籌起來研究，才能構建起覆蓋全面、邏輯自洽的“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我們既要著眼於“點”的精準研判和“線”的機制研究，更要從“面”上把握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整體邏輯，甚至還要將港澳台研究與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大議程深度對接，形成立足區域、面向世界、統籌內外兩個大局的戰略研究格局。

　　如何推動台港澳聯動研究

　　搭建兩岸暨港澳智庫聯盟，優化區域智庫生態。為破解智庫現存的各自為政、單打獨鬥、資源分散、研究碎片化、數據獲取難、兩岸智庫交流受阻、影響力有限等現實困難，有必要搭建兩岸暨港澳智庫聯盟，將兩岸暨港澳的相關智庫視為一個相互關聯、彼此影響的有機整體，通過建立定期會晤、聯合研究、成果共享的交流合作機制，實現兩岸暨港澳智庫從“一次性論壇”的淺層交流模式向常態化、機制化、項目化的深度協作模式轉型。智庫聯盟的具體舉措可包括：聯合開展戰略性問題研究；設立區域性和全球化的學術交流平台；與台灣智庫圍繞民生和社會議題展開二軌對話；強化智庫人才的交流和聯合培養；實施“兩岸暨港澳智庫青年領軍計劃”；共同發佈重大研究成果；共建共享台港澳大數據平台，等等。

　　培育復合型的智庫人才，將研究和培養進行有機整合。復合型人才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界定，在港澳台聯動研究的語境下，我對復合型人才的界定是：具備“由點到線到面”這樣一種系統性思維和研究能力的人才。意即，復合型人才既要有自己的專精研究領域，又要有跨越不同領域、貫通局部與整體的宏觀視野。這類人才想要“招之即來、來之能戰”不太可能，更重要是靠培養。具體的培養路徑包括在校培養和在職培養兩個階段。在學階段，重在加強專業學習和跨學科的學習和研究訓練；在職階段一方面要加強智庫工作的專業培訓，同時要加強橫向融通，譬如涉台、涉港澳智庫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人才有序流動。美國智庫有“旋轉門”機制、日本智庫有“派出研究員”制度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的智庫專家也可以到黨政部門任職掛職，或者邀請媒體、民間智庫專家到高校智庫擔任顧問、研究員，兩岸暨港澳智庫聯合培養博士後等。

　　聚焦戰略性問題研究，加強港澳台研究的話語體系構建與全球傳播。就智庫的研究重點來看，著眼於“一招一式”的應急性對策研究不能少，優秀的智庫對於突發事件、熱點問題通常具備極強的反應能力，但更要重視戰略性研究、持續性研究，譬如，粵港澳－閩台－長三角科技人才協同發展與流動機制；香港“由治及興”的治理經驗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度借鑒；港澳台在“十五五”階段的角色和擔當；港澳台智庫區域融合發展政策的影響研究，等等。我們要通過兩岸暨港澳智庫的協同合作，整合分散的傳播資源，形成合力，更有效地塑造有利於國家完全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國際輿論環境。

　　有組織科研和多學科聯合攻堅。智庫與學術最大區別，就是生產用戶滿意的產品，需要有成果導向思維。智庫產品的迭代升級非常快速：數據迭代、方法迭代、反饋迭代、傳播迭代等。傳統的鬆散式研究、信息類報送已經無法適用。我們要組織跨學科團隊；要多開展有組織的科研和調研；要具備有效的大數據支撐，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政策建議的研究鏈條，連續發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報告。
　　林子榮：粵港澳大灣區與福建示範區要加強智庫協作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兩區）都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對於福建與大灣區既是重大的歷史使命，也是重大的發展機遇。

　　從智庫的作用來看，為兩區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智庫支撐，既是服務黨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也是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是發揮“頂天立地”作用的具體實踐。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福建與大灣區的智庫單位都應該把相關工作作為重中之重，既增強服務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也要充分展現專業性和可靠性。這是兩區建設背景下，兩地智庫共同的使命。因此，兩地智庫應加強互學共鑒，一方面圍繞區域發展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為頂層設計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聚焦兩區建設的經驗做法，特別是具有首選性、引領性的標誌性成果進行深入交流，提煉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從面臨的挑戰來看。目前兩區建設面臨一些共同的堵點、斷點、難點問題。比如在經貿融合方面，兩區都面臨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不足的問題，在社會融合方面，兩區都面臨職業資格、企業資質、行業標準銜接不暢的問題；在情感融合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增進“心靈契合”，鑄牢港澳台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解決這些問題對於兩地智庫單位的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兩地智庫應加強同研共進，組建交叉融合的研究團隊，聚焦兩區建設的問題清單，共同研究破解兩區建設中的共性問題。

　　從發展的機遇來看，兩區建設背景下，兩地相關職能部門都特別注重把本職業務工作同融合發展工作相結合，這為兩地相關智庫單位的平台建設、團隊建設、專業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兩地智庫研究人員提供了廣闊的實踐田野和研究空間。因此，兩地智庫應加強人才共育，圍繞智庫人才培養的機制、方式、目標等議題，聚焦兩區建設的人才需求，進行深入交流，探索成立智庫人才培養聯合體，共同分享思想、總結經驗，協同開展專題調研，促進智庫向學科化方向發展。
　　王佳霖：人才培養與成果產出是涉台專業型智庫的關鍵支撐

　　過去十年，我有幸在6家智庫參與實習、學習和工作，初步形成了一些觀察與思考。

　　首先，就我有限的參與和觀察，我國智庫建設已取得階段性進展。自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2015年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發佈《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2017年民政部發佈《關於社會智庫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來，國內智庫建設已取得突出進展：一是湧現一批分議題領域、各具特色的智庫，培養一批懂專業、有情懷的智庫人才。二是形成踴躍參與決策建言的氛圍，產出一批高質量的決策諮詢專報。三是強化跨學科融合，重視技術賦能，提升智庫研究的戰略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四是提升智庫運作和建設的制度化水平，優化智庫人事管理、成果評價機制，探索智庫與政府機構的人才交流機制。

　　我也關注到，大陸涉台智庫也取得積極進展：一是各類涉台智庫穩步發展，包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等聚焦政策研究的官方智庫，以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設立、側重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高校涉台智庫。兩類涉台智庫功能互補，共同推動台灣研究學術共同體建設。二是涉台智庫研究人才持續增多，專職從事涉台研究的學者有數百人，高校所招收和培養的涉台研究學生越來越多，涉台學術活動數量維持高位。三是涉台智庫承擔由黨政軍部門委託的諸多項目，常態化參與決策諮詢和政策評估。四是涉台、涉外學術交流頻繁，致力於構建以兩岸為主軸、向國際延伸的多元學術交往體系，以提升政策傳播力與學術影響力。

　　其次，在我看來，專業型智庫人才是“立庫之本”。一家智庫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除了要有具有影響力、號召力、判斷力的負責人，持續的人力、財力資源投入，更要有一批專業型智庫人才作為根本支撐。所謂專業型智庫人才，指的是具備政治素養、家國情懷、專業基礎知識、戰略視野、政策敏銳度、對外交流能力等方面素質的研究人員。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一系列新事物、新現象湧現，對智庫研究及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專業型智庫人才應具備跨學科知識整合意識和融貫能力，才能針對日益複雜的現象產出高質量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專業型智庫人才應具備戰略研判能力，在紛繁複雜的事務中敏銳把握主要矛盾和關鍵變量，釐清多主體互動的相互關係，從而預判發展規律和形勢變化趨勢。

　　就我有限的觀察，當前涉台專業型智庫人才的培養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一是專業型智庫人才學科背景來源的多元化水平有待提升。當前，大多數涉台智庫的人才結構仍以人文社科背景為主，但在台灣問題“高科技化”趨勢初現的背景下，急需引入具備理工背景和產業經驗的人才加入，才能更好地發揮多學科交叉融合協作的優勢，進而增強智庫研究的綜合性、戰略性。二是專業型智庫人才面臨平衡處理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關係，且政策研究缺乏規範的課程設置與訓練方法，大多通過“師徒傳幫帶”或“自學自悟”才能瞭解參與智庫工作的紀律、規範和模式，而這具有一定的門檻。三是專業型智庫人才的高質量發展受到學術評價體系、實務工作參與渠道、對外交流交往、境外一手資料獲取等客觀因素約束。

　　最後，國內外學界普遍認為，高質量政策研究成果是智庫“核心競爭力”。評估一家智庫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主要看政策研究成果的質量。近年來，隨著“智庫熱”泛起，一些問題也初步顯現。

　　一是智庫成果方面。在實務部門對研究成果時效性要求較高的背景下，許多智庫成果偏向“追熱點”，可能僅局限於回答短平快的“簡答題”，對重大事件、現象和趨勢的前瞻性、戰略性、儲備性研究較不足。

　　二是智庫調研方面。近年來，在民進黨將兩岸關係“泛安全化”並且全面收緊兩岸交流的背景下，大陸涉台智庫赴台從事學術交流、田野調查和實地調研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導致涉台智庫大多僅能依賴各類公開新聞和民調結果展開研究，難以把握台灣島內政治生態和社情民意的發展“脈動”，相關政策分析和研判的準確度有待提升。

　　三是智庫特色方面。在主客觀條件影響下，不同涉台智庫的研究常出現研究選題相近、信息來源相近、分析結論相近的“重復研究”情況，差異化有待加強。
　　束沐：港澳智庫要參與“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在兩岸學術交流中，香港、澳門研究機構及人員長期以來發揮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港澳本身作為兩岸關係中的“特殊地帶”，港澳學術界與兩岸均具有深厚淵源，長期扮演了溝通橋樑作用；另一方面，港澳作為與國際交往最密切的學術重鎮與人才高地，還肩負起更好將兩岸學術成果“走出去”的功能與責任。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港澳在兩岸學術交流中“穿針引線”的作用不可取代，未來還將進一步提升與深化。

　　與此同時，智庫作為研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一般的學術研究機構又有所不同。智庫以“出謀劃策”為主業，擁有調研、獻策、宣傳、聯絡等功能，與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或企業治理緊密結合，因而一個地區的智庫生態往往由所在地區政治、經濟體制所決定。因此，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港澳智庫與內地（大陸）、台灣與海外智庫又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性，固然創造了交流互鑒的可能性，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交流壁壘，令港澳智庫在兩岸交流過程中還面臨一些結構性障礙。現提出幾點思考與建議：

　　第一，在兩岸交流中，港澳智庫扮演“小馬拉大車”“搭台唱戲”角色，新形勢下面臨轉型升級的新要求，智庫“實體化”是關鍵。

　　港澳作為兩岸交流“第三方”角色，智庫也成為兩岸智庫、尤其是政治性智庫交流對話的“第三方”平台。1990年代起，隨著兩岸協商的推進，港澳智庫也在促進兩岸官方、半官方、政黨智庫交往間扮演特殊角色。即便到今天，港澳智庫在促進紅綠交往、探討“深水區”議題方面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過，港澳“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形態，決定了港澳智庫規模較小、資源有限、戰略性弱、成果轉化不易、宏觀視野不足等先天問題，再加上在兩岸交流中，港澳智庫往往扮演“小馬拉大車”的角色，更多屬於提供平台、提供服務、居間聯絡，且涉台事務歸口中央、特區政府重視程度不夠，故港澳自身涉台研究力量有限。

　　在新形勢下，港澳智庫在兩岸交流中不僅要繼續發揮平台功能，更要加強自身涉台智庫建設，從智庫平台轉型升級為智庫實體，關鍵在於要建立自主研究團隊、推出原創研究成果，使得港澳智庫儘快“實體化”。

　　第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港澳處於地緣政治板塊摩擦前沿，智庫要發揮“越緊張、越開放；越嚴峻、越寬鬆”的獨特作用。

　　眾所周知，地緣政治重心移動與隨之而來的板塊摩擦，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體現形式。而港澳過去得益於、謀利於地緣政治板塊銜接的優勢，很可能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出現重大改變，未來更加承受著地緣政治板塊摩擦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思想衝擊。對此，國家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及時補上港澳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法制短板，目前港澳在動盪世局之下“風景這邊獨好”，正穩步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

　　在上述背景下，當港澳國家安全風險穩定可控時，形勢越緊張，港澳智庫要越開放；環境越嚴峻，港澳智庫越要為思想交流、人員往來、戰略溝通提供寬鬆的空間。在兩岸交流領域更是如此。令人欣喜的是，習總書記會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後，國共交流常態化機制化相關舉措及時跟進，這其中必然包括智庫交流。那麼，如果說大陸可以繼續扮演國共智庫交流“主場”，那麼港澳可以嘗試扮演“國共＋X”“兩岸＋X”智庫交流的平台。

　　與此同時，港澳智庫也要發揮身處自由開放輿論環境的優勢，繼續加強與台灣各黨派、各光譜、各系統智庫的交流合作，特別是著眼於近年來台灣涉陸研究人才斷層的問題，開拓港台、澳台中青年智庫學者人脈圈，通過參訪交流、會議研討等多種形式，形成學術共同體。

　　第三，港澳智庫要促進兩岸共構話語體系、共建評價標準、共推學術成果，積極探索“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深化治理研究。

　　兩岸關係融合發展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雙融”目標，是港澳涉台智庫的嶄新使命。因此，港澳智庫要發揮自身優勢，在以下五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共構話語體系。領導、塑造、控制話語權是智庫的重要職責，“一國兩制”的港澳與內地、尚未完全統一的台灣與大陸，存在至少六個話語體系（大陸官民、台灣藍綠、港澳黃藍），習總書記提出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事實上為共構大陸（內地）與港澳台的共同話語體系提出了新要求、新課題。

　　二是共建評價標準。兩岸四地的教育、科研體制不同，但評價標準呈現出“異中有同”的特點，近年來也出現了對“西方中心化”“唯量化”的反思與調整，要求建立自主評價標準。港澳智庫與國際交往更深、對國際標準“有感度”更強，可以為建立跨越港澳台及大陸（內地）的評價標準提供更多有益經驗。

　　三是共推學術成果。學術成果是衡量智庫研究水平和影響力的重要標誌，港澳智庫可以利用當地出版便利條件，聯合大陸、台灣的兩岸相關機構，在合編教材、合寫課題、合撰規劃等領域推出新成果。對此，大陸（內地）有關部門應予以支持和協助，台灣高校、研究機構以及政府外圍智庫也應樂見其成。

　　四是積極探索“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這一體系不僅是在學術上融合了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基礎學科與公共政策學、傳播學、國際關係學等應用學科，還是一門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完善的理論體系。港澳智庫要主動參與進來。

　　五是深化治理研究。對接特區治理所需，破解港澳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與體制改革問題；服務國家大局，努力探索“兩制”既區隔、又聯通的有效制度安排；放眼全球治理，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制度體系。中央應以戰略高度加強港澳涉台智庫建設，精準對接資源、服務決策、培育人才，委託港澳智庫開展重大前瞻性系列課題研究。
　　周琳：橫琴與前海可扮演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雙引擎”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邁向縱深的背景下，智庫作為政策思想的供給者與知識生產的中樞，其跨區域交流合作的品質直接影響著大灣區制度融合的深度與效率。然而，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面臨一個結構性難題：港澳實行普通法系、具有高度開放的國際化視野，內地智庫則更熟悉本土政策邏輯與行政運作體系，雙方在話語體系、問題意識與政策框架上存在顯著差異。這種“認知落差”需要中介性平台予以彌合。

　　橫琴與前海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它們既是國家戰略的具體承載者，又是制度創新的先行者，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積纍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使得它們具備了獨特的“媒介”功能：既能將港澳的國際規則經驗“翻譯”為內地可操作的制度方案，也能將內地的發展需求轉化為港澳智庫可理解的研究議題。

　　橫琴與前海的三重身份

　　首先是制度創新策源地，為智庫研究提供“活態樣本”。智庫研究的生命力在於對真實世界的深刻觀察。橫琴與前海作為國家授權率先進行制度突破的“試驗田”，其本身就是最鮮活的政策研究樣本。兩個合作區在金融開放、數據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仲裁規則銜接等領域的探索，為智庫提供了“壓力測試”的第一手資料。

　　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創新不是封閉進行的。以橫琴為例，其“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本身就包含了粵澳雙方的常態化協商機制，這一機制運作過程中的張力、磨合與妥協，本身就是制度研究的絕佳素材。前海則在法治創新方面走得更遠，探索允許在前海合作區內適用香港法律、選用香港作仲裁地解決民商事案件的機制。這些實踐為研究“一國兩制”框架下法律規則銜接的智庫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證基礎。

　　其次是跨境知識樞紐。智庫交流不僅需要議題的契合，更需要物理空間與制度空間的支撐。《前海方案》明確提出“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粵港澳研究基地”，這為國家級智庫在前海落地提供了政策依據。橫琴則在吸引國際化智庫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可通過與葡語國家研究機構的合作，構建連接中國與葡語國家、歐盟的知識網絡。這種“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功能，使兩個合作區成為智庫資源的集聚地與輻射源。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知識樞紐功能超越了傳統的“智庫群聚”概念。它不是簡單地將多個智庫物理集中，而是通過合作區自身的政策創新需求，牽引智庫形成問題導向的研究網絡。當合作區面臨具體的制度對接難題時，自然需要組織粵港澳三地智庫聯合攻關，這種“需求牽引”的協同研究模式更具可持續性。

　　再次是融合實踐展示窗口，提供可感知的“融合圖景”。智庫交流的深層目標是凝聚關於“如何融合”的共識。但抽象的討論往往難以落地，而橫琴與前海提供了可感知、可評估的融合實踐圖景。

　　在產業層面，兩個合作區正在形成“港澳研發＋珠三角轉化”“港澳孵化＋珠三角產業化”等具體合作模式。這些模式的成功與否，為智庫評估粵港澳合作的真實成效提供了經驗證據。在民生層面，橫琴在醫療、教育、社保等領域與澳門進行深度對接，前海則在建設國際化生活圈方面先行先試。這些實踐回答了“融合對普通居民意味著什麼”這一根本問題，使智庫討論有了更堅實的經驗基礎。

　　橫琴與前海如何賦能智庫交流

　　兩岸暨港澳智庫合作面臨的首要障礙不是意願問題，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的法律體系、不同的經費管理規則、不同的數據跨境流動限制，都使聯合研究步履維艱。

　　橫琴與前海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在這些領域率先突破，為智庫合作搭建制度框架。在數據跨境方面，橫琴打造了粵港澳大灣區首個跨境數據驗證平台；在資金流動方面，前海實現了全國首批本外幣合一銀行帳戶試點；在人才流動方面，兩個合作區都在探索更加便利的出入境與執業政策。這些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降低了三地智庫開展聯合研究的協調成本，使跨境知識生產成為可能。

　　智庫的價值最終要落實到政策影響上。橫琴與前海作為政策創新的需求方，為智庫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問題導向。如前海在與香港協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具體制度障礙，包括如何實現“港口通”“數據通”“商品通”，這些問題需要智庫提供可操作的解決方案。又如橫琴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過程中，需要回答“哪些產業真正適合琴澳協同”“政策支持如何精準有效”等具體問題。這種“問題導向”的研究需求，使智庫成果更容易轉化為政策實踐，形成良性循環。

　　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中一個常被忽視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話語體系的差異。內地智庫習慣於宏觀敘事與政策術語，港澳智庫更擅長國際規則與市場邏輯的分析框架。這種差異有時會導致“雞同鴨講”的交流困境。

　　橫琴與前海的獨特價值在於，它們提供了第三種話語體系：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踐話語。當各方圍繞“如何讓跨境數據流程動起來”“如何設計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仲裁機制”等具體問題進行討論時，抽象的立場分歧往往會被具體的方案設計所取代。這種模式，有助於在兩岸暨港澳智庫之間逐步建立起共用的分析框架與評估標準，形成“共同敘事”的認知基礎。

　　橫琴與前海的差異化定位

　　儘管橫琴與前海在智庫交流中都發揮著平台功能，但二者的定位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恰恰構成了互補優勢。

　　前海的核心優勢在於“接軌國際”。作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在金融開放、法律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與國際規則對接的需求最為迫切。這使得前海在吸引國際智庫資源、開展對標CPTPP和DEPA等高標準經貿規則的研究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對於關注“中國如何參與全球經貿規則重構”的智庫而言，前海是最佳觀測點。

　　橫琴的核心優勢在於“深度融合”。橫琴與澳門之間“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監管模式，使琴澳之間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跨境嵌合”關係。這種深度一體化探索，為研究兩種制度如何在一個空間內有機共存提供了全球罕見的實驗場景。對於關注“一國兩制”實踐深化、跨境民生融合等議題的智庫而言，橫琴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

　　二者形成“前海重規則對接、橫琴重空間嵌合”的功能分工，共同構成了智庫觀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兩個關鍵窗口。同時，前海與橫琴之間也存在協同空間。前海在金融、法律等領域的制度突破可為橫琴提供參照，橫琴在民生融合方面的探索也可為前海提供經驗。這種互鑒關係本身就是智庫研究的重要課題。

　　為進一步發揮兩個合作區在智庫交流中的作用，未來可在以下方向著力：一是建立“智庫—政策”的常態化互動機制，使智庫研究更精準地嵌入合作區的決策流程；二是推動橫琴與前海智庫資源的互聯互通，形成協同研究網絡；三是依託兩個合作區搭建兩岸智庫交流的緩衝平台，以實踐議題討論化解政治敏感性的障礙，逐步積纍互信與共識。

　　在全球格局深刻變革、“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的背景下，橫琴與前海作為制度創新的策源地與知識交流的樞紐站，其在兩岸暨港澳智庫交流中的角色將愈發重要。
　　羅祥喜：結語

　　歷經三個小時的討論，大家圍繞“兩岸暨港澳智庫建設與交流現狀”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討，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大家都認為，智庫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兩岸暨港澳的智庫應加強交流合作。

　　討論中，我們直面了制約智庫發展的若干結構性難題：一是人才瓶頸，港澳台研究領域存在“有庫無智”的困境，專業人才培養體系薄弱，年輕學者缺乏跨學科訓練與實務歷練，亟須建立“旋轉門”機制與復合型人才培育計劃；二是機制障礙，強調智庫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經費保障、靈活的運作機制與暢通的成果轉化渠道；三是交流壁壘，兩岸智庫交流面臨政治壓力與信任赤字，港澳作為“低政治敏感度”交流平台未來更顯重要；四是研究碎片化，必須打破智庫各自為政、議題割裂的現狀，以系統思維構建區域智庫生態。

　　針對這些挑戰，與會專家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行動路徑：在人才培養上，要推動本碩博專業建設，鼓勵青年學者駐點研究，將兩岸暨港澳智庫打造成“青年學者的共同學術家園”；在平台搭建上，要積極探索成立“兩岸暨港澳智庫聯盟”，建立定期會晤、聯合研究、成果共享的常態化機制；在議題拓展上，應進一步聚焦“一國兩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與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協同發展、科技人才流動、氣候變遷等低敏感度高實用性的領域，以“問題導向”化解政治分歧；在傳播創新上，要主動適應網絡時代輿論生態，整合傳播資源，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話語體系。

　　智庫的力量在於思想的穿透力與政策的影響力。今天各位的發言，既有黃平院長對“智庫成果要真正納入國家決策”的殷切期待，也有李鵬院長對“戰略研究與理論創新”的冷靜思考；既有胡根主任對澳門“晴雨表”功能的生動比喻，也有張寶蓉主任對“氣候系統”的整體觀照。這些思想的交鋒與融匯，本身就是智庫價值的生動體現。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與會專家的精彩發言，謝謝大家！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7月號，總第343期，P13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