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新局下的港澳新機遇與新角色 作者：楊親華（北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摘要】202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歷史性會晤，標誌著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回和平發展正軌，為港澳參與兩岸融合統一進程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作為兩岸關係特殊組成部分和“一國兩制”的實踐典範，港澳自回歸以來始終在兩岸關係中扮演著“民間通道”“融合平臺”與“同心紐帶”的多重角色。本文基於歷史制度主義與區域一體化理論，從歷史脈絡、制度啟示、實踐路徑與時代使命四個維度，系統分析兩岸新局下港澳的獨特價值與功能轉型。研究發現，港澳憑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國際樞紐的區位特徵及多元包容的社會生態，在兩岸經貿協同、人文交融、規則銜接與柔性溝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十五五”規劃與民族復興的雙重背景下，港澳應通過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與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聯動、構建跨區域產業合作網絡、完善民間交流機制等路徑，實現從“通道型”向“樞紐型”角色升級，為兩岸融合統一注入持續動力，為民族復興貢獻港澳力量。
2026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北京舉行歷史性會晤。國共兩黨高層時隔十年再度握手，重申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不僅讓兩岸關係擺脫長期政治僵局重回和平發展正軌，更標誌著兩岸融合發展進入“制度性深化”的新階段。作為兩岸關係特殊組成部分，香港、澳門自回歸以來，始終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設計、自由港的區位優勢及多元包容的社會特質，在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節點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從隔絕年代的“民間通道”到和平發展時期的“融合平臺”，港澳的角色演進始終與兩岸關係的歷史進程同頻共振。
在“十五五”規劃開局實施、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已成為國家戰略全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同步發佈的十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從政治溝通、青年交流、區域融合、人員往來、經貿惠民、文化互通六大維度構建了兩岸融合發展的制度框架，而港澳恰是這些政策落地實施的重要平臺與實踐載體。基於歷史制度主義理論視角，制度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的辯證關係決定了港澳在兩岸融合中的角色並非靜態存在，而是隨著兩岸關係格局的演變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本文立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語境，系統梳理港澳參與兩岸融合的歷史脈絡，深入剖析其制度優勢與實踐價值，探索“十五五”時期港澳助力兩岸融合統一的新路徑，為推進和平統一大業提供學理支撐與實踐參考。
一、歷史脈絡與理論基礎：港澳參與兩岸關係的演進邏輯
港澳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定位，始終植根於特定歷史語境與制度環境，其演進過程既是兩岸關係從隔絕到交流、從對抗到合作的縮影，也體現了“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持續釋放。從理論層面看，港澳的角色功能可通過區域一體化理論、中間變量理論與制度融合理論進行解釋：區域一體化理論強調港澳作為“次區域樞紐”在促進兩岸生產要素流動與市場整合中的作用；中間變量理論認為港澳通過降低兩岸互動的交易成本與政治風險，成為化解分歧的“緩衝機制”；制度融合理論則凸顯港澳“一國兩制”實踐對兩岸制度差異的包容與銜接價值。
（一）隔絕歲月：“民間通道”的歷史建構（1949-2008）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兩岸開放交流前，海峽兩岸長期處於軍事對峙、政治對立、“三通”中斷隔絕狀態，導致同胞往來與經貿交流陷入停滯。在此背景下，港澳憑藉自由港地位與特殊地緣優勢，自然成為兩岸民間互動的“唯一窗口”，其角色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一是“鄉愁中轉”的服務功能。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憑藉寬鬆的出入境政策與完善的交通網絡，成為台灣同胞回大陸探親、尋根、求學的必經之地。1979年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首個台灣民間代表團即經香港赴北京訪問；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短短三年內經港澳中轉的兩岸往來人員就突破300萬人次，香港中華旅行社、澳門南光集團等機構以“民間辦事、務實服務”的方式，為兩岸同胞辦理簽注、轉遞文書、協助尋親，纍計處理各類跨境事務超過百萬件，成為化解“鄉愁困境”的重要載體。
二是“經貿萌芽”的培育功能。在兩岸直接貿易受阻的情況下，港澳成為兩岸商品流通的“轉口樞紐”。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企業家霍英東率先率團赴福建投資，帶動一批台商通過香港進入珠三角市場，形成“香港接單、台灣研發、大陸生產”的跨境分工模式。數據顯示，1980-1990年間，經香港轉口的兩岸貿易額從4.6億美元增長至40.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24.6%，香港逐步成為兩岸經貿交流的“隱性通道”。澳門則憑藉與台灣的歷史淵源，成為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1985-2008年間纍計舉辦兩岸文化展演、學術研討等活動超過500場，為兩岸同胞化解隔閡、增進瞭解搭建了民間橋樑。
三是“情感紐帶”的社會建構。港澳的閩籍、粵籍同鄉會、宗親聯誼會等民間社團，充分發揮血緣、地緣、業緣優勢，成為連接兩岸同胞的“情感紐帶”。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澳門中華總商會等機構，通過傳遞家書、組織宗親團聚、開展公益幫扶等方式，解決了兩岸同胞在生活、就業、求學等方面的實際困難。1981年，香港福建同鄉會組織的“兩岸宗親返鄉祭祖團”，成為改革開放後首個經港澳赴大陸的台灣民間團體，開啟了兩岸民間互動的先河。這一時期，港澳的“民間通道”角色具有鮮明的“非官方性”與“務實性”，通過規避政治敏感議題，聚焦民生需求，為兩岸關係緩和積纍了民間基礎。
（二）和平發展：“融合平臺”的制度成型（2008-2020）
2008年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三通”全面實現標誌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隨著兩岸官方交流渠道的建立，港澳的角色功能從“民間通道”向“制度性平臺”轉型，形成了“官民並舉、多元協同”的發展格局，其制度建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機制化交流”的平臺建設。2010年，港台正式成立“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與“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簡稱小“兩會”），建立起涵蓋經貿、文化、教育、旅遊等領域的常態化溝通機制；2011年，港澳與台灣互設辦事機構，香港駐台機構、澳門駐台機構與台灣駐港、駐澳機構實現對等互動，標誌著港澳與台灣的交流合作進入制度化階段。回歸後十年間，台灣有38位副部級以上官員、119位局處級官員以適當名義來港參訪，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也多次率團訪問台灣，這種“官民互動”模式有效增進了兩岸彼此瞭解，積纍了互信基礎。
二是“經貿協同”的功能升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台企融資與市場拓展的重要樞紐。2013年，港台貿易總額達到437.6億美元，台灣成為香港第四大貿易夥伴，香港則持續保持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地位。截至2020年底，共有65家在大陸投資的台企通過香港上市融資，融資總額超過8000億港元；24家台資金融機構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搆，香港為台企提供的貸款餘額突破3000億港元，其金融、物流、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幫助台企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澳門則依託中葡商貿合作平臺，為台企開拓葡語國家市場提供獨特路徑，2013年澳台貿易總額達到18.7億美元，較回歸初期增長近10倍，台灣的電子產品、農產品通過澳門進入葡語國家市場，形成“台灣-澳門-葡語國家”的跨境貿易網絡。
三是“人員往來”的規模擴張。港澳成為兩岸人員往來的“黃金通道”，2013年台灣同胞訪港210萬人次、訪澳100萬人次，港澳同胞赴台旅遊突破100萬人次，港台、澳台航線年起降航班超過5萬架次，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跨境航線之一。更重要的是，港澳成為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臺，香港每年舉辦“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台灣青年香港實習計畫”等活動超過50場，澳門推出的“台灣青年橫琴實習計畫”每年提供千餘崗位，纍計吸引超過3萬名台灣青年參與，為兩岸青年建立人脈網絡、拓展發展空間創造了條件。
（三）新局開啟：“同心紐帶”的功能深化（截至2026年）
2026年國共兩黨高層會晤重啟，標誌著兩岸關係進入“制度性融合”的新階段。在“十五五”規劃開局、民族復興加速推進的背景下，港澳的角色功能實現從“融合平臺”到“同心紐帶”的升級，其核心特徵是從“單向服務”向“雙向賦能”轉變、從“事務性交流”向“制度性融合”深化、從“民間參與”向“國家戰略”銜接，形成了“政治引領、經濟賦能、文化凝聚、制度銜接”的多元角色體系。這一轉型既順應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內在要求，也體現了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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