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9日電／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項琦、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謝必震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二戰後東亞海洋秩序的動盪根源、潛在風險與維護路徑》，作者認為：戰後東亞海洋秩序是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基礎上，通過相關國際會議和文件逐步確立，其核心在於對日本侵佔領土的處置與島嶼主權的重新安排，具有明確的法理基礎與歷史正當性。
然而，該秩序在冷戰格局衝擊與大國戰略博弈中未能得到有效貫徹，進而引發一系列海洋領土爭端。具體而言，傳統地緣戰略與冷戰體系的疊加、以“舊金山和約”為代表的制度性缺陷、現代民族國家利益訴求的強化以及域外大國的持續干預，共同構成東亞海域長期動盪的主要根源。當前東亞海域面臨大國對抗升級、軍事摩擦風險上升、經濟議題與安全問題綁定以及海洋治理困境等現實挑戰。
維護戰後東亞海洋秩序應從尊重歷史法理、完善國際法實踐、推進區域合作機制以及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等方面著手。衹有回歸戰後秩序的歷史原點並結合現實制度創新，方能從根本上緩解東亞海域爭端，實現地區的長治久安。
文章內容如下：
回顧歷史，東亞海域因和平而繁榮，因侵略而動盪。在悠長歷史中，東亞海域一直是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和交流之海，東亞各國先民共同在這片海域繁衍生息，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東亞海洋文明。但近代以來，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西方列強為了掠奪資源，爭相在東亞海域圈地殖民，深刻改變了東亞海域原有的格局。二戰結束後，盟國通過一系列會議和文件構建了戰後東亞海洋秩序，作為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是東亞海域的島嶼安排，即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上一切侵略領土，依照原有主權歸還給所屬國。然而由於未能有效落實，這一秩序並未給東亞海域帶來和平和安寧。
關於二戰後東亞海洋秩序及相關海洋領土爭端問題，國內外學界已從國際法、國際關係史與區域研究等多個路徑展開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國內學術界主要立足歷史法理與戰後國際秩序視角，論證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在東亞海洋秩序構建中的重要意義和法律效力。〔1〕關於海洋爭端與海洋秩序，諸多學者分別從邊疆安全、地區秩序和國際海洋法等角度指出，東亞海洋爭端並非單純的島礁主權或海域劃界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安全、海洋權益分化與國際法調適的復合性秩序問題。〔2〕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偏重整體秩序或個案分析，對海洋秩序形成、演變關注不足，難以從宏觀層面將海洋爭端統籌在海洋秩序的框架下研究。基於此，本文試圖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從歷史脈絡與現實發展的視角，對二戰後東亞海洋秩序動盪根源和潛在風險進行整體性分析。 |
